虛增交易環節型受賄、放貸收息型受賄、房產交易型受賄、投資收益型受賄、原始股預期收益型受賄……4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發布第61批指導性案例，5件案例對應上述5種“近年來多發、社會關注度較高且實踐中爭議較多的受賄犯罪類型”。這批指導性案例，既是給全國檢察機關應對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破局指南”，也打碎了部分人的心存僥幸心理。

　　4月10日，“兩高”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最受關注的地方也在于，加大了對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懲治力度。比如，對斡旋受賄，刑法規定為“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但實踐中，不少行為人會辯稱只承諾沒行動、只收錢沒辦事，試圖脫罪或減輕責任。《解釋（二）》明確“明知請托人有不正當的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財物的，視為承諾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向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轉達請托事項，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降低了控方證明難度，強化了對利用職級、人脈等間接謀利的隱性腐敗的打擊力度。再比如，《解釋（二）》細化了預期收益型受賄數額認定規則，彌補了相關規則空白，強化了對新型腐敗的震懾作用。

　　“新型腐敗是市場與法律的賽跑，隱性腐敗是腐敗與反腐敗的博弈。”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之所以出現，本質上是腐敗分子在反腐高壓下的“戰術轉移”：直接收受財物的傳統腐敗暴露風險過高，而利用各種新技術、新業態或假借民商事行為、市場行為等復雜活動，構建復雜的利益鏈條和資金流動網絡，能增加腐敗行為的隱蔽性與取證難度，方便將權錢交易包裝在看似合法的外衣之下。

　　讓新型腐敗不“新”、隱性腐敗難“隱”，關鍵在于不斷細化完善法律適用標準，不斷完善反腐敗工具箱，及時發現、準確識別、有效治理各類腐敗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當針對“期權腐敗”“影子股東”等各種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社會認知、取證方式、認定規則等不斷升級，今日之“新”就會逐漸變成明日之“舊”，今日之“隱”就會逐漸變成明日之“顯”。

　　去年年底，中央紀委辦公廳、國家監委辦公廳印發《調查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證據指引》，針對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表現形式進行類型化歸納，梳理分析20余種具體類型，并圍繞犯罪構成要件列明取證要點、明確證據標準，著力破解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發現、取證、定性難題。加上近期新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相繼出臺，新型、隱性受賄犯罪的暴露風險、犯罪成本不斷提高，腐敗生存空間將被不斷壓縮。

　　換言之，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是相對的，經過治理，新型的、隱性的腐敗形態會逐漸變得老舊、顯性，但同時可能還會有更新型、更隱性的腐敗問題出現。發現、治理、再發現、再治理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這一方面提示，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是一項長期任務，必須與時俱進、常抓不懈；另一方面，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能標本兼治，腐敗的“版本迭代”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