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桂林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工作人員圍繞韋紹藝案有關問題進行研討。夏捷 攝

　　特邀嘉賓

　　蒲莉華 桂林市紀委監委第三監督檢查室副主任

　　陽初雄 桂林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干部

　　周秋云 桂林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涂光照 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韋紹藝在任資源縣委書記期間，長期收受商人老板和下屬財物，在其不良影響下，資源縣多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受到嚴肅查處，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其行為如何定性？辯護人提出，韋紹藝向伍某某索要360萬元和向陳某某索要250萬元系為了借給楊某某使用，應認定為借款而非索賄，法院是否予以支持？韋紹藝將上述610萬元給楊某某并要求幫其提拔“跑關系”是否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韋紹藝，男，199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荔浦縣（現荔浦市）委副書記，資源縣委副書記、縣長，資源縣委書記，桂林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等職。

　　違反政治紀律。韋紹藝在擔任資源縣委書記期間，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流于形式，不僅長期收受商人老板和下屬財物，還多次帶資源縣其他領導干部認識商人老板并接受宴請，在其不良影響下，資源縣多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受到黨紀政務處分，其中3人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造成不良影響。

　　受賄罪。2013年至2021年，韋紹藝在擔任資源縣委副書記、縣長，資源縣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工程項目承攬、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為相關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或索要財物折合共計4800余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其中600萬元未遂。

　　其中，2018年至2020年，韋紹藝多次接受甲公司股東曹某、鐘某某、伍某某的請托，幫助該公司推進某項目的征地拆遷、土地拍賣等進度。2019年至2020年，曹某、鐘某某、伍某某為感謝韋紹藝的幫助，花費1053萬余元為韋紹藝購買房屋一套、三個車位，支付辦證費和一年物業費，后韋紹藝花費上百萬元對該房屋進行裝修并于2021年春節前入住，2021年8月，韋紹藝將房產歸還曹某等人。

　　2019年上半年，韋紹藝接受曹某、伍某某請托，幫助二人掛靠的廣西某公司中標工程項目，并約定按中標價的4%作為韋紹藝的好處費。2019年至2020年，曹某、伍某某與韋紹藝商定好處費為1600萬元，并先送給韋紹藝現金1000萬元，因工程未完全結算、韋紹藝接受審查調查等原因，剩余600萬元至案發未給付。

　　2020年至2021年，韋紹藝以幫助某石材公司董事長楊某某借款為由，3次向伍某某索要財物共計360萬元。2019年至2020年，韋紹藝為江蘇某公司在某工程項目推進上提供幫助，2021年，韋紹藝以幫助楊某某借款為由向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某某索要250萬元。韋紹藝要求二人將上述610萬元全部交給楊某某，并要求楊某某使用該資金為其在職務提拔等方面“跑關系”。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1年9月7日，桂林市紀委監委對韋紹藝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9月13日，經廣西壯族自治區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黨紀政務處分】2022年3月10日，經桂林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桂林市委批準，桂林市紀委給予韋紹藝開除黨籍處分；由桂林市監委給予韋紹藝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3月11日，桂林市監委將韋紹藝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桂林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2年4月24日，桂林市人民檢察院以韋紹藝涉嫌受賄罪向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2年6月29日，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韋紹藝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30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1 韋紹藝在任資源縣委書記期間，長期收受商人老板和下屬財物，在其不良影響下，資源縣多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受到嚴肅查處，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其行為如何定性？

　　陽初雄：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十七條規定，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或者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不力，給黨組織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嚴重不良影響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上述行為構成違反政治紀律。

　　本案中，韋紹藝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流于形式，管黨治黨嚴重失職失責，其不僅未按規定對縣管干部加強廉政教育和管理監督，還大肆收受多名商人老板及下屬財物，帶頭違紀違法，在其影響下，資源縣有多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受到嚴肅查處，給黨組織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在具體認定時，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量。

　　第一，從違紀主體和行為上來看，韋紹藝時任資源縣委書記，是該縣全面從嚴治黨的第一責任人。但其在具體落實主體責任上缺乏主動性和自覺性，在資源縣委常委會的黨風廉政學習中，空喊口號，學習完全流于形式。此外，韋紹藝不執行“三重一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重要事項不經縣委常委會討論研究，對相關黨員干部的管理軟弱渙散，提拔干部把關不嚴，甚至帶病提拔，嚴重損害選人用人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第二，從違紀結果和危害來看，韋紹藝不僅自己明目張膽收受下屬和商人老板財物，還多次帶資源縣的其他領導干部認識商人老板并接受宴請，導致部分干部上行下效，帶壞風氣。經查，韋紹藝在任資源縣委書記期間，有數十名縣直部門、鄉鎮領導干部對其輸送利益，嚴重破壞資源縣的政治生態。韋紹藝案發后，資源縣有多名領導干部被立案審查調查，其中3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

　　因此，韋紹藝的行為構成違反政治紀律。

　　2 曹某等人為表示感謝，為韋紹藝購買一套房產，該房產未過戶到韋紹藝名下，韋紹藝入住使用時間不長，案發前已歸還，是否認定韋紹藝構成受賄？

　　蒲莉華：韋紹藝上述行為構成受賄罪，理由如下：

　　第一，2018年至2020年，曹某、鐘某某、伍某某多次請托時任資源縣委書記韋紹藝幫助甲公司推進某項目的征地拆遷、土地拍賣等進度，并承諾為其購買房產。韋紹藝表示同意并利用其縣委書記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幫助曹某等人協調推進項目，并多次為其“站臺”。韋紹藝“賣力”的前提是曹某應允贈送的“好處”，即購買房產。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第十三條規定，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因此，韋紹藝上述行為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根據在案證據，曹某等人為韋紹藝支付的1053萬余元購房款來源為甲公司多位股東集資湊款以及向其他公司借款，由此可見曹某等人沒有充裕的資金購買房產，更不可能在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無緣無故買房產“租”給韋紹藝。曹某等人交完房款、拿到房產鑰匙后，第一時間交給了韋紹藝，韋紹藝花費上百萬元裝修房屋并入住，不符合常人租用房屋后的裝修情況，且雙方也未簽訂租房合同，不存在約定及支付租金等情形。該房產雖未實際過戶到韋紹藝名下，但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第三，韋紹藝于2021年春節前正式入住，2021年8月將該房產歸還曹某等人系擔心案發被查，被動選擇歸還房產，主觀上是妄圖保全自己和逃避組織審查調查。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綜上，韋紹藝作為資源縣委書記，利用其職務便利，為商人老板協調推進項目進度，搞權“房”交易，盡管入住使用時間不長，并在案發前歸還房產，但不屬于“及時退還”，仍應認定韋紹藝構成受賄罪。

　　3 辯護人提出，韋紹藝收受曹某、伍某某所送好處費，其中600萬元未實際獲得，不構成受賄，如何看待該辯護意見？

　　周秋云：經查，2019年上半年，韋紹藝接受曹某、伍某某請托，幫助其掛靠的廣西某公司中標工程項目，并約定按中標價的4%作為韋紹藝的好處費。2019年至2020年，曹某、伍某某送給韋紹藝現金1000萬元。因工程未完全結算、韋紹藝接受審查調查等原因，剩余600萬元至案發未給付。

　　根據韋紹藝供述及相關證人證言，曹某、伍某某請托韋紹藝利用職務便利在工程項目承攬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并商定將工程中標價的4%作為好處費。行受賄雙方在工程項目招投標開始前，已經就謀利事項、賄賂款計算標準達成合意。工程中標后，雙方又商定將中標價的4%計算后取整1600萬元作為好處費，并于開工后先行給付1000萬元，剩余600萬元之后再給，韋紹藝表示同意，其主觀上明知曹某、伍某某給予其的好處費系1600萬元，雙方明確達成行受賄合意。

　　根據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該起事實中，剩余600萬元好處費曹某、伍某某由于工程未結算以及韋紹藝接受審查調查等客觀原因未給付，韋紹藝未能實際控制該600萬元，屬于犯罪未遂，但仍構成受賄罪。

　　4 辯護人提出，韋紹藝向伍某某索要360萬元和向陳某某索要250萬元系為了借給楊某某使用，應認定為借款而非索賄，法院是否予以支持？韋紹藝將上述610萬元交給楊某某并要求幫其提拔“跑關系”，是否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涂光照：法院不支持辯護人上述辯護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從楊某某是否具有實際借款需求上看，相關證據證明，韋紹藝結識楊某某后，得知其認識一些領導，為了讓楊某某“跑關系”幫助其職務提拔，韋紹藝在自有資金充足的情況下，以幫楊某某借款的名義多次向伍某某、陳某某索要錢款，并讓其交給楊某某。伍某某及陳某某均以資金緊張為由表示拒絕，但在韋紹藝不斷催促讓其二人“借款”的情況下最終妥協，二人通過直接轉賬或給付現金的方式給予楊某某共計610萬元。后韋紹藝交代楊某某將該款作為幫助其職務提拔“跑關系”的資金，楊某某表示同意。由此可見，楊某某并不存在真實的借款事由，韋紹藝虛構借款理由從伍某某及陳某某處“借款”，本質系受賄。

　　第二，從伍某某和陳某某的意愿看，伍某某及陳某某的證言均證實二人曾以資金緊張為由委婉拒絕“借款”，但在韋紹藝的多次催促下，為了不得罪韋紹藝，最終答應“借款”，韋紹藝亦供述其曾為二人在資源縣承攬工程提供幫助，二人系因其職權才不得不“借款”。雙方對于該“借款”具有權錢交易的性質系明知。

　　第三，從歸還能力和意思表示看，韋紹藝名下控制的銀行卡金額達1400余萬元，明顯具有歸還二人“借款”的能力，但其直至案發仍未歸還任何錢款，顯然沒有歸還款項的意圖。韋紹藝與伍某某、陳某某二人沒有簽訂借款合同或寫借條，沒有約定利息、還款期限、還款計劃等，不符合正常民間借貸的形式。

　　因此，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上述兩筆款項均非民事借款，而系權錢交易，依法應認定上述款項為受賄款，且韋紹藝以借為名主動向伍某某及陳某某索要財物，伍某某、陳某某違背意愿，不得不“借款”，應認定韋紹藝構成索賄。

　　周秋云：在審查韋紹藝上述索賄事實中，發現其還實施了給予楊某某610萬元用于“跑關系”謀求職務提拔的行為。有觀點認為韋紹藝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韋紹藝涉嫌行賄罪。經全面審查及討論，檢察機關認為該起事實中韋紹藝屬于行賄罪犯罪預備，尚未發生嚴重法益侵害的后果，不予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一，韋紹藝上述行為不符合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商業賄賂犯罪包括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即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根據上述規定，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犯罪主體一般指“經營者”，包括單位和自然人，具有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的主觀故意，客觀方面表現為采用財物或其他手段賄賂單位或者個人，賄賂對象一般應當具有職權便利或影響力，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犯了市場交易公平性。本案中，韋紹藝給予楊某某610萬元，主觀上是為了讓其幫助自己“跑關系”謀取提拔而非謀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勢，客觀上楊某某不具備幫助韋紹藝提拔的職權便利或影響力，且雙方并非在市場經營活動中、以市場經營主體的身份商談給付財物，侵犯的客體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韋紹藝上述行為不符合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韋紹藝上述行為屬于行賄罪犯罪預備，尚未發生嚴重法益侵害的后果。韋紹藝為了謀求提拔機會，給予楊某某610萬元，請楊某某去疏通關系，其行賄的對象是概括的、潛在的國家工作人員，謀取的是職務提拔這一不正當利益，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經查，韋紹藝給予楊某某610萬元的行為處于找行賄對象階段，在為行賄制造條件，楊某某未實際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款被楊某某實際占有使用），尚未發生嚴重法益侵害的后果，屬于犯罪預備，不予追究其刑事責任。

　　此外，該610萬元受賄款已向楊某某追繳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