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歷來強調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黨章規定黨員要堅決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要求，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系、培植個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第五十四條新增“政治攀附”內容，將其作為明確概念引入黨紀規范，釋放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肅查處“七個有之”問題的鮮明態度。

　　在黨內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等非組織活動是為了小集團在政治上的私利，相互提攜、互通款曲，一般有相對固定成員，側重于評價團體中的核心、主要成員；“政治攀附”則一般用于評價下級或次要成員，指其通過依附、攀附特定的上級個人或團體，通過非組織手段謀取自身政治利益。結合實踐，政治攀附行為一般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人身依附性。行為人拋棄政治品格，將個人前途寄托于“靠山”而非組織，將個人進步歸因于特定對象的“恩情”而非組織信任，混淆了上級和組織的關系，從而在較長的時間內與特定對象形成相對固定的關系，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封建“主仆”關系。二是利益交換性。行為人往往利用職務之便想方設法進行利益輸送，甚至主動向特定對象（包括特定對象的特定關系人）尋求利益交換、權權交易，以求融入“圈子”、變成“自己人”，從而謀求“政治前途”、結成“利益同盟”。三是組織破壞性。行為人的攀附行為嚴重影響了良好政治生態的涵養形成，干擾了黨內選人用人機制的正常運轉，滋生了私情取代公心、關系取代原則的風腐溫床，使嚴肅的黨內生活變成了撈取個人利益的“私人俱樂部”，嚴重損害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常見的攀附手段有物質型攀附，即行為人通過贈送財物、安排消費，或以權謀私、損公肥私使特定上級獲得經濟利益的方式進行“示好”；服務型攀附，即行為人搞無原則服從，通過提供各類私人化、定制化服務，想方設法為上級提供便利，以增進“私人感情”；信息型攀附，即行為人通過泄露個人掌握的各類信息，以示“親近”、拉近關系。

　　對于政治攀附的認定，要著重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明確政治紀律屬性。從執紀監督中可以看出，有的黨員領導干部搞政治攀附，說到底是為了提拔重用而投機鉆營、搞旁門左道，本質上是缺乏政治定力和政治自律。政治攀附的政治紀律屬性，一方面體現在行為人所攀附的領導干部往往身居重要崗位、重點部門或有重要影響力，其攀附行為超過正常的人際交往限度，滑向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方向，已經不能簡單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廉潔紀律或違反工作紀律等來評價，存在必須查處的政治危害。另一方面，搞政治攀附行為一般具有謀取人事利益、跑官要官等特征，但行為人所謀求的不是短期內簡單的職務調動或提拔，其搞人身依附和貼靠的意圖是形成較為緊密的利益團體或政治團伙，以期在較長時間內有“后臺”、可以搭“天線”，攫取更大的政治資本，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基礎，具備違反政治紀律的屬性。

　　二是注意構成要件變化與情節把握?！罢闻矢健毙袨榘l生在《條例》修訂之前的，若證據顯示程度較輕、惡性不大，雖具備一定非組織活動的特征，但尚未達到與“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等程度相當的情況下，一般適用政治規矩條款；若證據顯示政治攀附程度深、惡性大，雖然達不到“三人成伙”的人員規模，但已經與其他典型的非組織活動程度相當，則可以適用搞非組織活動的相關條款予以認定。新修訂的《條例》在寫入“政治攀附”時沒有要求“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嚴重后果”，即無論行為人是否因攀附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產生惡劣政治影響，只要存在政治攀附行為，即涉嫌違反本條規定。此外，本條規定的加重情節是“導致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政治生態惡化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在實踐中要注意收集反映黨組織建設、黨風廉政情況、干部隊伍建設、群眾滿意程度等方面證據，慎重判斷對區域政治生態帶來的不利影響，避免認定虛化、泛化、簡單化。

　　三是核實行為人的攀附故意和攀附行為。政治攀附評價的是位于從屬地位的、意圖向上攀附的行為人，表現是行為人更為主動，雙方互動性不強。證據鏈構成要聚焦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圍繞其明知自己實施的是攀附行為、謀取的是不正當政治利益進行取證，同時注意調取體現客觀攀附行為的證據，以達到主客觀相一致，避免單純主觀歸責、客觀歸責。實踐中，認定搞政治攀附是否需要證明被攀附對象知情存在一定爭議。我們認為，雖然政治攀附的單向性較為明顯，但攀附的最終目的還是通過被攀附的領導干部謀求利益，即便是通過領導干部的特定關系人進行攀附，最終也需傳導到領導干部處才具備實現可能，因此被攀附的領導干部至少應當概括知情。此外，還要注意區分正常履職行為和政治攀附的界限，結合行為人的工作范圍和職責，辨析是否超出正常工作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