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黨正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實踐中，政績觀偏差表現多樣、危害深遠。紀檢監察機關作為監督專責機關，要突出嚴的基調，有力有效防范和糾治政績觀偏差。現結合幾組典型案例，簡要分析對政績觀偏差問題如何定性處理。

　　搞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案例1

　　某市市委書記王某在貫徹落實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決策部署中，以維護本地產業利益為由，對跨區域合作項目設置重重壁壘，對外地企業、外來資本設置過高準入門檻，甚至違規出臺僅針對本市企業的稅收減免等補貼政策，這些行為刻意阻斷區域間要素自由流動，嚴重影響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破壞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秩序。

　　案例2

　　某市市長趙某在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生態環境保護重大決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過程中，政治站位不高，片面強調“地方特殊性”，對轄區內高耗能、高排放的納稅大戶企業違規生產行為處置不力，為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項目審批“開綠燈”，導致區域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重點流域污染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在社會上引發惡劣政治影響。

　　分析意見：

　　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是政績觀偏差在區域協調發展領域的典型表現，本質是黨員領導干部政治意識不強、大局觀念缺失，將地方局部利益置于黨和國家全局利益之上。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五十六條對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打折扣、搞變通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嚴禁黨員領導干部不顧黨和國家大局，搞本位主義、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案例1中，王某作為地方“一把手”，通過設置市場壁壘、出臺歧視性政策，大搞地方保護，破壞統一市場秩序，阻礙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其行為本質上是搞本位主義，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打折扣、搞變通。案例2中，趙某作為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對黨中央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大決策部署領會不深、執行不力，重發展輕保護、重眼前輕長遠，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述二人的行為均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應當按照“不顧黨和國家大局，搞部門或者地方保護主義”定性處理。

　　實踐中，認定黨員領導干部搞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重點突出政治危害性，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把握。一看主觀故意，是否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影響黨中央政令暢通、損害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仍以追求局部利益為目的。二看客觀行為，是否選擇性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對符合地方局部利益的就執行，不符合的就打折扣、搞變通、做選擇。三看政治影響，是否造成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受阻、生態環境破壞、發展質量受損等嚴重政治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若黨員領導干部因工作過失，導致本地區與其他地區主體之間享惠政策不同，且及時糾正，未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嚴重后果的，則不宜認定為違反黨的政治紀律。

　　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案例1

　　某縣縣委書記曹某為追求“視覺政績”“面子工程”，脫離城市發展實際和群眾真實需求，將大量財政資金投入建設大型景觀廣場、奢華城市大門等地標建筑，并強調高規格、高顏值，忽視實用功能和民生效益。項目建成后，運營維護成本高昂，實際使用率極低，當地群眾反映強烈。

　　案例2

　　某市副市長吳某為快速凸顯政績，在推動產業發展中急功近利、寅吃卯糧，不顧地方財政薄弱的實際，盲目上馬園區改建、道路拓寬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并通過融資平臺舉債、國企墊資等方式籌措資金。絕大多數項目在建成后未能產生預期經濟效益，不僅沒有帶動地方發展，反而留下巨額債務包袱，嚴重制約地方可持續發展。

　　分析意見：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五十七條對政績觀錯位，違背新發展理念、背離高質量發展要求，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較大損失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并特別強調黨員領導干部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要從重或者加重處分。案例1中，曹某重面子輕里子，把“領導看得見”置于群眾利益之上，是典型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表現。案例2中，吳某重當前輕長遠，把“任期內出成績”放在首位，忽視地方財力、債務風險和可持續發展，實質是在透支未來、轉嫁責任。上述二人的行為均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應當按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定性處理。

　　需要注意的是，“違背新發展理念、背離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違紀行為與“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打折扣、搞變通”的違紀行為，在表現形式上有相似之處，實踐中可從以下兩個方面把握二者的區別。一是違紀行為指向不同，前者聚焦發展理念和要求，核心在于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有無兼顧當前與長遠、效益與質量；后者聚焦黨中央決策部署執行，核心在于是否堅決貫徹既定決策部署，是否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政治危害側重不同，前者背離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損害長遠發展和人民利益，影響地方可持續發展根基；后者損害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阻礙政令暢通，影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

　　弄虛作假、搞“數字政績”

　　案例1

　　某市婦聯主席田某在負責推動婦女手工業編織工作中，為快速形成政績、完成考核指標，弄虛作假，向各鄉鎮攤派不合理的新增編織人員任務，向上級虛報編織產業規模、從業人數等數據，并克扣政府支付給編織工人的專項補貼，嚴重損害群眾利益。

　　案例2

　　某縣縣委書記黃某為在全市考核中爭先進、樹形象，將主要經濟指標目標任務細化分解到鄉鎮（園區）、企業，授意并指使統計、發改、財政等部門在固定資產投資、招商引資、項目開工等數據上造假摻水，并強令統計調查對象偽造佐證資料，通過“數據注水”打造虛假繁榮。

　　分析意見：

　　弄虛作假、搞“數字政績”是政績觀偏差在工作落實領域的典型表現，本質是黨員干部黨性不純，背離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可能導致決策失誤、資源錯配，造成嚴重后果。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二十六條對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損害群眾利益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遏制弄虛作假、追名逐利的歪風。案例1中，田某無視紀律規矩、不顧客觀實際，欺上瞞下，讓本應惠及群眾的產業項目背離了政策初衷，甚至克扣惠民補貼，其行為已違反黨的群眾紀律，應當按照“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損害群眾利益”定性處理。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九條對統計造假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維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和權威性。案例2中，黃某作為地方“一把手”，為追求虛假政績，指使相關部門、人員虛報、篡改統計數據，編造虛假資料，誤導宏觀決策，其行為已違反黨的工作紀律，應當按照“統計造假”定性處理。

　　實踐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損害群眾利益與統計造假的違紀行為，客觀上均可以表現為數據造假，二者的區別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一是適用對象不同，前者針對各級黨員干部，特別是在項目申報、考核評比、政策落實中弄虛作假的人員；后者僅針對負有統計監督管理職責的黨員干部。二是發生情形不同，前者發生在各類工作匯報、項目實施、政績展示等場合；后者僅發生在統計數據的采集、上報、管理等過程中。三是后果影響不同，前者損害群眾利益，破壞黨群干群關系，影響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后者侵害國家統計制度權威，影響宏觀決策部署，破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礎。需要注意的是，對搞“數字政績”、統計造假的違紀行為，既要追究直接責任，也要追究相關領導責任，確保全面追責、不留死角，堅決遏制數據造假的歪風。

　　任性用權、脫離群眾盲目蠻干

　　案例1

　　某縣縣委書記張某為提升城市整體形象，在未經科學論證、充分征求意見的情況下，脫離實際提出廣告牌匾必須統一樣式和顏色的要求，并“一刀切”要求執法部門強令全縣商戶限期更換門頭牌匾，導致大量商戶被迫停業整改，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案例2

　　某鄉鄉黨委書記袁某在推進鄉村產業發展中，不經調查研究，主觀臆斷，以轄區內在種經濟作物價值不高為由，強令村民砍掉現有作物，種植市場價高的瓜果蔬菜，全然不顧市場需求和群眾種植習慣，引發村民強烈不滿。在推進村居環境整治工作中，袁某不切實際地要求鄉村道路兩旁雜草不得超過2厘米，大幅增加群眾負擔，導致發生集體上訪事件。

　　分析意見：

　　任性用權、違背群眾意愿盲目蠻干，是黨員干部宗旨意識淡漠、群眾立場喪失、政績觀偏差的集中體現，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二十六條對亂作為、假作為等損害群眾利益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推動黨員干部以人民為中心，科學決策、真抓實干、為民造福。案例1中，張某不聽取群眾意見、不尊重基層實際，拍腦袋決策，搞“運動式”整治，增加群眾負擔，損害群眾利益。案例2中，袁某做決策前不調研、不論證，違背客觀規律和群眾意愿，推動工作簡單粗暴、盲目蠻干，破壞黨群干群關系。上述二人的行為均違反黨的群眾紀律，應當按照“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等損害群眾利益行為”定性處理。

　　實踐中，亂作為、假作為等損害群眾利益的違紀行為容易同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違反黨的工作紀律行為混淆，區分的關鍵在于判斷行為是否侵害了群眾利益，是否破壞了黨群干群關系。一般而言，若黨員干部工作作風漂浮，表態多、行動少，但尚未實際侵害群眾利益的，可認定為違反黨的工作紀律。若黨員干部盲目蠻干，直接導致群眾利益受損，引發群眾不滿的，可認定為違反黨的群眾紀律。

　　新官不理舊賬、政策規劃“翻燒餅”

　　案例1

　　某市市長鄭某上任后，片面強調“新班子新思路、新項目新業績”，對前任班子招商引資時的承諾事項，以及政府拖欠企業工程款等歷史遺留問題，以“程序不合規”“政策調整”為由，冷硬橫推、拒不兌現，導致多家投資企業資金鏈斷裂、項目停擺，投資者信心嚴重受挫，營商環境迅速惡化。

　　案例2

　　某市市長馮某在換屆到任后，急于出政績、樹權威，不顧工作連續性和發展穩定性，全盤否認前任班子經科學論證的發展規劃，隨意調整、頻繁變更產業布局，導致政策朝令夕改、規劃反復折騰、項目頻繁更換，大量資源被浪費，群眾反映強烈。

　　分析意見：

　　“新官不理舊賬”、政策規劃“翻燒餅”表面上看是工作銜接問題，本質上是政績觀扭曲、責任意識缺失、誠信觀念淡薄的典型表現，嚴重損害營商環境，侵蝕政府公信力，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穩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條對“新官不理舊賬”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強調新上任的黨員領導干部不僅要接過權力，更要接過責任，對于到任前已經存在且屬于其職責范圍內的問題，不得以換屆、人事調整為由，消極回避、推諉扯皮。案例1中，鄭某把個人“新政績”置于政府信用、企業利益、地方發展之上，對歷史遺留問題和政府承諾事項置之不理，拖欠款項、隨意毀約，造成企業重大損失，其行為已違反黨的工作紀律，應當按照“對于到任前已經存在且屬于其職責范圍內的問題，消極回避、推卸責任”定性處理。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二條對脫離實際，不作深入調查研究，搞隨意決策的違紀行為作出規定，著力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突出問題。案例2中，馮某上任后急于求成，無視發展規律和工作連續性，另起爐灶、重搞一套，頻繁變動規劃、調整政策，造成工作混亂、發展失序、資源浪費，其行為違反黨的工作紀律。此外，馮某隨意決策、胡亂作為的行為背離了高質量發展要求，若能證明其行為嚴重損害地區長遠發展和人民利益，比如導致巨額經濟損失，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對地方產業發展、生態環境、民生福祉等造成不可逆的損害等，可按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五十七條認定為違反黨的政治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