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賄賂案件中，存在“中間人”代為轉達請托、轉交財物的情形，由于“中間人”在客觀上對促成行賄和受賄均提供了一定幫助，對于其行為性質如何認定，容易存在分歧。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對介紹賄賂罪的認定規則進行了完善，對相關的罪數認定進行了明確。筆者結合一起案例，具體分析“中間人”行為定性問題，以資參考，并借此加深對《解釋（二）》的理解。

　　甲，A縣城管局副局長，分管防違控違工作。乙，A縣某企業老板。丙，甲之堂兄，在乙處承攬了部分業務。

　　2020年，乙得知丙系甲堂兄，遂請托丙向甲打招呼，免除A縣城管局擬給予其違建廠房的行政處罰，并提出愿出50萬元“擺平”此事，讓丙“該花的花”，丙答應。之后，丙多次就此事向甲提出請求，但未告知其乙會有所“表示”，更未提及乙承諾賄送50萬元的情況。在丙的多次請托下，甲利用職務便利免除了對乙違建廠房的行政處罰。事后，乙按約定向丙支付了50萬元。丙將其中30萬元送給甲，稱“這是乙的心意”，但未告知甲其收50萬元一事，甲亦未過問。剩余20萬元丙自行使用，甲對該20萬元不知情。

　　本案中，對于丙截留20萬元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并無爭議。《解釋（二）》也有相同認定規則，“介紹賄賂過程中，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受請托人的財物占為己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爭議焦點在于，丙將另外30萬元送給甲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丙在甲乙之間溝通撮合，促使賄賂行為成立，構成介紹賄賂罪。相應地，甲乙分別構成受賄罪、行賄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在丙的積極游說下，甲同意為乙辦事，兩人產生受賄合意；丙代為轉達請托事項，甲則利用職務便利為乙提供幫助，兩人以各自行為共同為乙謀取利益并收受乙所送30萬元，構成共同受賄。第三種意見認為，丙與乙事前通謀，就請托甲為乙謀取不正當利益達成合意，產生共同行賄的犯罪故意，丙后續的轉達請托、積極游說、轉交財物等行為，都是在這一犯罪故意下實施的，應認定丙與乙構成共同行賄。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丙的行為超出了介紹賄賂罪的評價范圍。我國刑法單獨設立介紹賄賂罪這一罪名，同時設置了較行賄罪和受賄罪更輕的量刑標準，說明區別于行賄罪和受賄罪，介紹賄賂罪有其獨立性和相對輕的法益侵害性，在構成要件上表現為行為人在主觀故意上應當僅局限于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故意，在客觀行為上應當僅實施了溝通關系、撮合條件的行為。但在本案中，丙無論是事先與乙就謀求“對違建廠房免除行政處罰”這一不正當利益達成通謀，還是多次向甲提出請托，包括后續實施轉交財物的行為，均超出了介紹賄賂罪的評價范圍，應當構成行賄罪或受賄罪的共犯。

　　跳出本案進一步討論，《解釋（二）》規定“實施介紹賄賂行為，又與請托人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實施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同時構成介紹賄賂罪和行賄犯罪或者受賄犯罪共犯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而行賄罪和受賄罪的量刑標準均高于介紹賄賂罪，在此背景下，丙的行為也應當被評價為行賄罪或受賄罪的共犯。

　　其二，丙與甲不成立共同受賄。本案中，若認為甲、丙成立共同受賄應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甲與丙有通謀且對財物共同占有。正如《刑事審判參考》第884號案例“周龍苗等受賄案”指導精神，“判斷二被告人是否構成共同受賄，必須明確以下兩點：第一，二被告人是否具有通謀；第二，二被告人是否共同占有請托人所送的財物。”

　　本案中，判斷甲與丙成立共同受賄的兩個條件均無法得到滿足：第一，甲與丙未共同占有乙所送財物。錢款分配完全由丙主導，甲不清楚乙所賄送的具體數額，對丙所截留的20萬元更不知情，對剩余30萬元甲與丙也并非共同占有。因此，乙所賄送的50萬元系由甲、丙分別占有。第二，無法認定甲與丙具有通謀。共同受賄中通謀的內容包括，對收受請托人財物具有意思溝通，而且對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具有共同意思聯絡。本案中，甲與丙確實存在利用甲的職務便利為乙謀利的意思聯絡，但丙在向甲轉達請托時，并未告知乙承諾賄送50萬元，雙方未就收受乙的財物進行意思溝通，不滿足通謀要求。同時，基于前述甲、丙分別占有乙所送財物的情況，也無法推斷甲主觀上有與丙共同收受財物的意思，無法認定甲與丙具有通謀。

　　其三，丙與乙成立共同行賄。乙事先找到丙，請其向甲打招呼免除行政處罰，并提出愿出50萬元“擺平”此事，丙予以答應。在認識因素上，乙和丙均能認識到是請托甲辦事并賄送其財物；在意志因素上，二人均希望利用甲的職務便利為乙謀求不正當利益。對此，應當認定乙與丙存在共同行賄的犯罪故意。這一犯罪故意產生于事前，后續丙實施的代為轉達請托、轉交財物的行為，均能被這一犯罪故意涵蓋。根據刑法規定及共同犯罪理論，二人以上基于共同的故意實施共同的犯罪行為即成立共同犯罪。本案中，乙、丙二人在共同行賄的犯罪故意下，分別實施了構成行賄犯罪的行為，成立共同行賄。

　　綜上，對于甲收受的30萬元，甲單獨構成受賄罪，乙與丙構成共同行賄；對于丙截留的20萬元，丙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乙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丙共同行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應當數罪并罰。跳出本案來講，這也與《解釋（二）》第十七條規定的“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截留部分財物占為己有，同時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數罪并罰”相符合。